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饶斌只记得，刚才还站在长春一汽的车间里。1956年7月13日，下午两点。第一辆解放牌卡车下线，全场欢呼，他哭了。然后眼前一黑。

　　再睁眼时，他站在一个他从没见过的地方。

　　不是车间，不是办公室，不是任何他熟悉的地方。周围是空旷的、灰蒙蒙的空间，像黎明前的天光，又像大雾弥漫的清晨。他低头看自己——还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脚上是劳保鞋，手里还握着那把扳手。

　　那是1953年建厂时发的扳手，他用了三年。上面刻着两个字：“一汽”。

　　扳手上的汗渍，还在。

　　他抬起头，看见了那些东西。

　　远处，有一个巨大的东西在发光。他走近几步，看清了——那是一辆卡车。车头写着“解放”，墨绿色的漆面，在灰蒙蒙的光线中泛着温润的光。他揉了揉眼睛。没错，是解放牌。和他造的第一辆车一模一样。

　　但旁边还有别的。

　　一辆流线型的银色列车，车头像子弹，上面写着“复兴号”。他不认识这几个字，但他能感觉到——这东西很快，比他能想象的任何车都快。

　　再旁边，是一个巨大的圆球，半埋在展台中，只露出弧形的外壳。外壳上有密密麻麻的焊缝，每一道都匀称得像用尺子量过。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但他知道——这东西要承受很大的压力，焊缝必须绝对可靠。

　　再旁边，是一个透明的盒子，里面放着一片指甲盖大小的薄片，在灯光下泛着七彩的光。他看不懂，但他隐约觉得，这东西很小，也很重要。

　　再旁边，是一块灰褐色的土壤，装在一个密封的容器里，标签上写着“月壤”两个字。

　　他看不懂的字太多了。但他看懂了一件事——这些，都是中国人造的。

　　他站在那里，握着扳手，看着那些他从未见过、从未想象过的“中国造”，忽然觉得眼眶发酸。

　　原来，后来的人，造了这么多东西。

　　“你也是一个人来的？”

　　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带着东北口音，粗犷，但不凶。

　　饶斌转身。

　　一个穿着旧棉袄的中年人站在那里。棉袄是黑色的，领口磨得发白，袖口有几处补丁。他手里握着一个刹把——钻井用的刹把，铁锈和油泥混在一起，把木柄染成了深棕色。

　　两个人对视。

　　饶斌看他的刹把，他看饶斌的扳手。

　　“你造什么？”饶斌先开口。

　　“我造油。”那人说，“你呢？”

　　“我造车。”

　　那人点点头，又摇摇头：“没油，你造的车跑不动。”

　　饶斌也点点头，又摇摇头：“没车，你采的油运不走。”

　　那人笑了。笑得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眼睛眯成一条缝。

　　“我叫王进喜。”他说，“大庆油田的。”

　　“饶斌。一汽的。”

　　两只手握在一起。饶斌感觉到那只手很粗糙，满是老茧，指甲缝里还有洗不掉的油泥。和他自己的手一样。

　　王进喜松开手，四下张望：“这是什么地方？”

　　饶斌摇头：“不知道。我就记得，刚看完第一辆车下线，一眨眼就到这儿了。”

　　“第一辆车？”王进喜的眼睛亮了一下，“啥时候？”

　　“1956年7月13日。两个小时前。”

　　王进喜算了算：“那我比你晚。我1960年到的松辽平原，现在1961年？不对，我这会儿应该在大庆，正搞石油大会战呢。怎么就……”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摸了摸棉袄上的泥浆痕迹：“这泥还是昨天的。井喷，我跳进去搅水泥，上来就这样了。”

　　饶斌看着他棉袄上干涸的泥浆，忽然想起刚才看到的那些东西——那个流线型的银色列车，那个带焊缝的圆球，那片七彩的薄片，那撮月壤。

　　“你看见那些了吗？”饶斌指着远处。

　　王进喜顺着他的手指看去。他看见了那辆“复兴号”，看见了那个圆球，看见了那片晶圆，看见了那撮月壤。他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

　　“这也是中国人造的？”

　　“应该是。”

　　王进喜走过去，站在“复兴号”面前。他没见过这种东西，但他能感觉到它的力量。他伸出手，想摸一下，又缩回来。

　　“太快了。”他说，“这东西，比我见过的任何车都快。”

　　“不止快。”又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

　　饶斌和王进喜同时回头。

　　一个穿中山装的人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张船票。他瘦削，戴眼镜，眼神温和但锐利。

　　“那叫高铁，时速350公里。”他说，“中国的高铁，运营里程世界第一。”

　　饶斌看着他手里的船票：“你是……”

　　“钱学森。”那人说，“搞导弹的。”

　　饶斌愣住了。他当然知道钱学森——1955年回国，轰动全国。他在报纸上见过这个名字，见过这张脸。

　　王进喜也愣住了。他不太懂导弹，但他知道，这是个大人物。

　　钱学森走过来，站在他们旁边，看着那些展品。

　　“我也刚来。”他说，“刚才还在写报告，一抬头就到这儿了。”

　　他举起那张船票：“就带了这张。1955年回国时用的。”

　　王进喜凑过去看。船票上印着“克利夫兰总统号”，日期是1955年9月17日。

　　“从美国回来的？”王进喜问。

　　钱学森点点头：“被关了五年，终于放我走了。”

　　“五年？”王进喜皱起眉头，“他们凭啥关你？”

　　钱学森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丝苦涩：“因为我不该懂那么多。”

　　远处又有人影浮现。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抱着一卷图纸，图纸是画在牛皮纸上的，有些地方被汗水浸得模糊。他走得慢，一边走一边看周围，像是在确认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年轻人，手里拿着一份文件，文件边缘有烧焦的痕迹。他走得很稳，目不斜视，像是还在执行任务。

　　一个穿工装的老头，手里握着一根焊枪，焊枪头上还带着焊渣。他看着那些展品，眼神里有一种审视——像是在检查焊缝的质量。

　　更多的人，从灰蒙蒙的远处走来。

　　饶斌看着那些身影，那些他从未见过、却莫名觉得熟悉的身影。他们穿着不同的衣服，拿着不同的工具，从不同的年代走来。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手上有茧，眼中有光。

　　“原来，造东西的人，不止我们。”饶斌轻声说。

　　王进喜看着那些从不同方向走来的人，说：“造的东西不一样，但都是‘造’。”

　　钱学森点点头：“都是为国家造的。”

　　那个抱图纸的人走近了。他看见饶斌手里的扳手，眼睛一亮。

　　“你是造车的？”他问。

　　“是。”饶斌说，“一汽的。你呢？”

　　“沈鸿。”那人说，“造万吨水压机的。”

　　他展开手里的图纸，那是一张手绘的草图，线条有些歪斜，但标注密密麻麻。

　　“我没见过万吨水压机，只看过照片。”沈鸿说，“这是我自己画的。画了两年，改了几十遍。1962年投产，现在还在用。”

　　王进喜凑过去看图纸：“比我画的好。我画井位图，也是这么画，一笔一笔，不敢错。”

　　沈鸿笑了：“咱们都一样。在地上画，在心里画。”

　　那个拿烧焦文件的人走过来。他站得很直，但脸色苍白，像是大病初愈。他手里那份文件，边缘焦黑，但中间的字迹还能看清。

　　“郭永怀。”他说，“搞核物理的。”

　　钱学森看着他手里的文件，沉默了一会儿。

　　“我听说过你的事。”钱学森说，“1968年……”

　　郭永怀点点头：“飞机失事，我和警卫员抱在一起，护住了这个。”

　　他举起那份文件，轻轻抚摸：“数据没丢。”

　　饶斌不知道1968年发生了什么，但他看到钱学森的表情，看到郭永怀苍白的脸色，他知道——这很重。比万吨水压机还重，比解放牌卡车还重。

　　那个握焊枪的老头走过来，盯着郭永怀手里的文件看了很久。

　　“你护这个的时候，疼吗？”他问。

　　郭永怀想了想：“疼。但顾不上。”

　　老头点点头，举起自己的焊枪：“我焊火箭发动机，最薄的地方0.1毫米。焊的时候手不能抖。疼也不能抖。”

　　“你焊的……”郭永怀看着那把焊枪，“把东西送上天了？”

　　“送了。”老头说，“嫦娥、天宫、北斗，都从我手里过。”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平常的事。但饶斌听出来了——那不是平常。那是一种骄傲，一种“我把一辈子交给了一件事”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