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左伪郎
饶斌记得那天早上,长春的天是灰的。
1953年7月15日。他站在一片上,四周是齐腰的野草,风吹过来,草浪起伏,像一片没有尽头的海。远处有几间破旧的农舍,炊烟袅袅,那是这片土地上唯一的人间气息。
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铁锹。
铁锹是新的,锹头闪着金属的光泽,木柄还带着刚刨出来的木香。这是厂里发的,每人一把。今天,这把铁锹要铲下第一锹土。
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典礼。
他抬起头,看了看身边的人。几百号人,站在他身后。有从全国各地调来的干部,有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有从农村招来的工人,有苏联专家。他们都穿着崭新的工装,手里都握着铁锹,都在等一个时刻。
没有人说话。
风很大,吹得红旗猎猎作响。主席台上挂着横幅:“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典礼”。几个字,写得很大,很醒目。
饶斌看着那几个字,忽然有些恍惚。
第一汽车制造厂。
中国第一个汽车厂。
他想起两年前,1951年,他在莫斯科。那时候他是中国驻苏使馆的商务参赞,负责谈判汽车厂援建项目。苏联人带他参观斯大林汽车厂,巨大的车间,流水线,一辆接一辆的卡车开下来。他站在那里,看着那些车,心里想的是:什么时候,我们也能有这样的厂?
苏联人说:“你们可以建一个年产三万辆的厂,三年建成,一年出车。”
他问:“我们能行吗?”
苏联人笑了:“有我们帮助,行。”
他回到住处,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想了很久。然后给国内发电报:同意。
1952年,他回国。中央决定让他当厂长。他去找领导,说:“我没干过汽车,干不了。”
领导说:“谁干过?都没干过。你去干,就干成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我试试。”
领导说:“不是试试。是一定要干成。”
他点点头,没再说话。
1953年,他来到长春。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有厂房,没有宿舍,没有公路,没有水电。只有一片荒地,和几百号从各地调来的人。
有人问他:“饶厂长,三年能建成吗?”
他说:“能。”
那人又问:“苏联人说五年,咱们说三年,能行吗?”
他说:“苏联人是按他们的经验说的。咱们是按国家需要说的。”
那人不再问了。
但饶斌自己知道,他心里的那个“能”,并不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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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更大了。
饶斌站在主席台上,看着台下那一张张脸。有年轻的,有年老的,有兴奋的,有紧张的。他知道,这些人,都和他一样,心里没底。但他们还是来了。从全国各地,从不同的岗位,来到这片荒地。
他清了清嗓子,开口说话。
“同志们!”
风把他的声音吹散了,但他没有停。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这里是什么?是一片荒地。三年后,这里是什么?是中国第一个汽车制造厂。”
他顿了顿,看着台下。
“有人问我,三年能建成吗?我说能。有人问我,咱们能造出汽车吗?我说能。为什么能?因为国家需要我们造,因为人民等着我们造。”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压过了风声。
“苏联人说,他们用了五年。我们为什么要用三年?因为国家等不起!抗美援朝在前线,志愿军的汽车打坏一辆少一辆,我们没有自己的汽车厂,就只能靠进口,靠缴获。公路上的汽车,十辆有九辆是外国造的。我们中国人,就不能造自己的车?”
台下没有人说话。但那些眼睛,都在看着他。
“能!”有人喊了一声。
接着,更多的人喊起来:“能!”“能!”“能!”
饶斌看着那些人,眼眶有点热。
他抬起手,示意大家安静。
“三年。一千多天。我们要在这片荒地上,建起厂房,安装设备,培训工人,造出汽车。不容易。很难。但再难,也要干。”
他放下手,拿起那把铁锹。
“现在,我们铲下第一锹土。这一锹,铲下去的是荒地,长出来的是希望。”
他走下主席台,走到奠基碑前。那块碑是汉白玉的,上面刻着几个字:“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碑下,是一个挖好的坑,等着填土。
他举起铁锹,铲了一锹土,倒在碑基上。
土是黑的,松软的,带着草根和湿气。他站在那里,看着那些土,忽然觉得,这不是土。这是种子。
身后,几百把铁锹同时铲下。
土落的声音,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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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典礼结束后,人们散了。
饶斌没有走。他一个人站在那片荒地上,看着那些刚刚铲过土的地方。风吹过来,野草还在摇,但已经被踩出了一条路。
他想起刚才那些人喊“能”的时候,眼睛里的光。
他想:那光,是真的。
夜幕降临了。
工地上点起了篝火。几堆火,在黑暗中跳动,映出那些搭了一半的帐篷,那些堆成小山的物资,那些还在忙碌的身影。饶斌坐在一堆火边,看着火焰发呆。
有人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
是老张。一个从农村招来的工人,四十多岁,脸上全是皱纹,手粗得像树皮。他是最早到的一批人,来了一个月,一直在平整土地。
“饶厂长,还不睡?”老张问。
饶斌摇摇头:“睡不着。”
老张点点头,没再说话。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递给饶斌。饶斌摆摆手,他自己点上了。
两个人坐在那里,看着火。
过了一会儿,老张开口了。
“饶厂长,我有个问题。”
“你说。”
“咱们真的能造出汽车吗?”
饶斌看着他。火光把他的脸映得忽明忽暗,那双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是怀疑?是期待?还是别的什么?
饶斌想了想,说:“你觉得呢?”
老张吸了一口烟,慢慢吐出来。
“我不知道。我以前种地,这辈子没见过汽车。来这儿之前,我连县城都没去过。村里人说,你去造汽车?你见过汽车吗?我说没见过。他们说,没见过你怎么造?我说,不知道。反正国家让我去,我就去。”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这双手,种了三十年地。现在要造汽车。我不知道能不能行。”
饶斌看着他,忽然想起自己第一次见到汽车的时候。
那是1931年。他在哈尔滨读中学,有一天,街上开过一辆汽车。黑色的,很大,很亮。他站在那里看,一直看到那辆车消失在街角。旁边的人说,那是外国人的车,中国人造不了。
那时候他想:凭什么中国人造不了?
二十二年过去了。他站在这里,在一片荒地上,带着几百个像老张这样的人,要造中国自己的汽车。
他伸出手,拍了拍老张的肩。
“能行。”
老张抬起头,看着他。
“你种了三十年地,手上有劲,心里有数。造汽车和种地,都是干活。干的活不一样,但干活的人是一样的。你在村里,是种地的好手。在这儿,也能成为造车的好手。”
老张的眼睛亮了一下。
“真的?”
“真的。我教你。苏联专家也教你。你不会,就学。学不会,就练。练到会为止。”
老张笑了。笑得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
“那我练。”
饶斌也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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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
篝火渐渐暗下去,老张回去睡了。饶斌还坐在那里,看着远处的黑暗。
他想起莫斯科。想起斯大林汽车厂的车间,那些流水线,那些轰鸣的机器。想起苏联专家说的那些话:你们的技术太落后,你们的工人没经验,你们的基础太薄弱。想起自己当时心里的那个声音:我们能行。
他想起回国后,领导找他谈话时的那些话:这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你干成了,是功臣;干不成,是罪人。
他想起选厂址时的争论。有人选北京,有人选西安,有人选武汉。最后定了长春,因为靠近苏联,因为铁路方便,因为这里是一片荒地——荒地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现在,图画的第一笔已经画下去了。
他站起来,走到奠基碑前。月光下,那几个字隐隐发光:“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
他伸出手,摸了摸那块碑。汉白玉是凉的,但他觉得,它心里是热的。
他想起白天铲下去的那一锹土。
那一锹,是他铲的。但那一锹背后,站着多少人?有决策的领导,有设计的工程师,有运输的工人,有千千万万等着用汽车的人。那一锹,不是他一个人的。是所有人的。
他站在那里,看着那块碑,看着那片荒地,看着那些在帐篷里熟睡的人。
忽然,他想起一句话。
那是很多年前,在哈尔滨的街头,他第一次看到汽车时,旁边那个人说的:“那是外国人的车,中国人造不了。”
他想:那个人,现在还在吗?如果他还活着,如果他有一天看到中国自己造的汽车在路上跑,他会说什么?
他会说:“中国人也能造了。”
就这一句。
饶斌站在那里,眼泪忽然流了下来。
不是难过。是高兴。
是那种终于开始了的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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