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7月13日。长春。清晨四点半。

　　饶斌站在总装配线的尽头，一动不动。

　　他已经站了半个小时了。工人们从他身边走过，都放轻了脚步，不敢打扰他。他们知道，厂长今天不对劲。不是生病的那种不对劲，是另一种——像一根绷紧的弦，马上就要断了，却还在绷着。

　　天还没亮透，车间的天窗透进来灰蒙蒙的光。那些光落在装配线上，落在那几十辆正在组装的卡车上，落在那些忙碌的身影上，像一层薄薄的纱。

　　饶斌看着那些卡车。墨绿色的车身，还没刷完最后一道漆；木质的车厢，还散发着木头的清香；轮胎是崭新的，橡胶的味道混在机油味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好闻。它们排成一排，从装配线的这一头，一直延伸到那一头。

　　今天是第七辆。第一辆，将在今天下线。

　　他记得三年前，1953年7月15日，他站在那片荒地上，铲下第一锹土。那时候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野草、荒地、几间破旧的农舍。苏联专家说，五年才能建成。他说，三年。

　　三年。一千零九十六天。他数着日子过来的。

　　现在，那些日子就要在今天，变成一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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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间里，机器声渐渐响起来了。

　　车床、铣床、刨床、钻床——所有的机床都开始运转，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首雄浑的交响乐。装配线上，工人们已经开始工作了。他们有的在安装发动机，有的在固定大梁，有的在拧紧螺栓。每个人都专注在自己的活上，没有人说话，只有工具的碰撞声和脚步声。

　　张德厚站在自己的工位上，手里握着一把扳手。

　　他今天负责的是最后一道工序——检查全车螺栓。每一个螺栓，都要用扳手拧一遍，确保紧固。他干这活已经半年了，闭着眼睛都能拧。但今天，他的手有点抖。

　　不是害怕的抖。是紧张的抖。是那种等了三年，终于等到今天，却不知道今天会是什么样子的抖。

　　他想起自己刚来一汽的时候，第一次摸车床，手抖得连手柄都握不住。饶厂长说，别怕，它不咬人。后来他的手不抖了，成了熟练工。再后来，他当上了班长，带徒弟。再后来，他调到总装配线，专门做最后一道工序。

　　他拧着螺栓，心里数着：一号车，第一辆，今天下线。

　　他抬起头，看了一眼装配线的那一头。饶厂长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老张走过去，轻声说：“饶厂长，您歇会儿吧。还得几个小时呢。”

　　饶斌摇摇头，没说话。

　　老张也不再劝。他知道，劝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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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九点，装配线开始运转。

　　巨大的传送带缓缓移动，把半成品的车身从一个工位送到下一个工位。发动机被吊装进机舱，变速箱被连接上，传动轴被固定好，驾驶室被安装到位。每一个工位，都有一群工人在忙碌。他们的动作熟练、准确、快速，像排练了无数遍的舞蹈。

　　饶斌沿着装配线慢慢地走。

　　他走过发动机工位，看见老李在安装汽缸盖。老李是1953年进厂的，从农村来的，原来连螺丝刀都没摸过。现在，他的动作比苏联专家还快。

　　他走过驾驶室工位，看见小王在安装仪表盘。小王是技校毕业的，今年才二十岁，但已经是车间里的技术骨干。他安装的仪表盘，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他走过车厢工位，看见一群工人在刷最后一道漆。漆是墨绿色的，是专门调配的“解放绿”。刷上去，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他走过轮胎工位，看见老周在用风炮拧轮胎螺栓。老周是转业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在战场上开过美国卡车。他说，美国车好，但那是美国的。现在，咱们有自己的车了。

　　他走得很慢，每一站都停下来，看着那些工人干活。他知道，这些工人，三年了，从农民、学生、军人，变成了真正的汽车工人。他们手上的老茧，他们眼里的专注，他们身上的油污，都是证明。

　　走到装配线的尽头，他站住了。

　　那里，第一辆车的车架刚刚到位。空空的，还什么都没装。但在饶斌眼里，它已经是一辆车了。

　　因为它的每一根大梁、每一个铆钉、每一寸钢铁，都是中国人自己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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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十二点，第一辆车开始总装。

　　这是最关键的时刻。发动机、变速箱、传动轴、前后桥、驾驶室、车厢——所有的部件，都要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安装到这个车架上。

　　饶斌站在旁边，看着工人们忙碌。

　　他的心跳得很快。他知道，如果今天失败了，如果这辆车下不了线，或者下线后不能开动，那这三年的努力，那几千人的心血，就都白费了。但他也知道，不能紧张。他必须稳住。他是厂长，他稳住了，工人们才能稳住。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把两只手插进口袋里。口袋里有一样东西——一把扳手。那是1953年建厂时发的，他用了三年。他一直带着，今天特意揣在口袋里。

　　他摸了摸那把扳手，心里说：老伙计，今天就看你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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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三点，发动机吊装到位。

　　那是第一汽车制造厂自己生产的发动机，六缸，九十五马力。苏联的设计，中国的钢铁，中国的工人，中国的装配。它被吊起来，缓缓放进车架的机舱里。工人们扶着它，对准螺栓孔，然后开始紧固。

　　饶斌走过去，看了一眼发动机上的铭牌。铭牌上刻着一行字：“第一汽车制造厂1956”。

　　他伸出手，轻轻摸了摸那个铭牌。金属是凉的，但他觉得烫。

　　下午五点，驾驶室安装到位。

　　驾驶室是墨绿色的，漆面光滑得像镜子。车窗玻璃是新的，透亮。方向盘是黑色的，握上去很有手感。仪表盘上，各种仪表排列整齐，指针都指着零。

　　饶斌坐进驾驶室，试了试。

　　座椅是皮的，有点硬。方向盘握在手里，大小刚好。视野很好，透过前挡风玻璃，能看见整个车间。他想象着这辆车开出厂门，开上公路，开进中国的每一个角落的样子。

　　他坐了一会儿，然后下来。对旁边的工人说：“好。”

　　就一个字。但那个工人听了，眼眶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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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七点，最后一颗螺栓被拧紧。

　　张德厚拧的。

　　他拿着扳手，走到车架下面，把最后一颗螺栓拧紧。那是一颗固定后桥的螺栓，位置很刁，要侧着身子才能伸进去。他拧了三下，确认已经紧固，然后退出来。

　　他站起来，看着这辆车。所有的部件都已经安装到位，墨绿色的车身在灯光下闪闪发亮，车头上的“解放”两个字，红得耀眼。

　　他忽然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旁边有人喊：“老张，完了？”

　　他点点头：“完了。”

　　那人说：“那咱们的车，好了？”

　　他说：“好了。”

　　那人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大喊一声：“好了！”

　　整个车间都听见了。所有人都停下来，转过头，看着那辆车。

　　然后，不知是谁带头，掌声响起来了。

　　先是一两个人，然后是十几个人，然后是所有人。掌声像潮水一样，从装配线的这一头，涌到那一头。有人在喊，有人在笑，有人抱在一起，有人蹲在地上哭。

　　饶斌站在那辆车旁边，一动不动。

　　他的眼眶已经湿了。但他忍着，没让眼泪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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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七点三十分，第一辆车驶下装配线。

　　司机是老周，那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转业军人。他坐进驾驶室，发动了发动机。引擎轰鸣起来，排气管喷出一股青烟，车身的震动传到方向盘上，传到座椅上，传到他的身体里。

　　他挂上挡，松开离合器，踩下油门。

　　车动了。

　　它缓缓地从装配线上驶下来，轮胎压过水泥地面，发出沙沙的声音。车头的“解放”两个字，在灯光下越来越近，越来越亮。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看着那辆车。

　　它驶过饶斌身边，驶过张德厚身边，驶过老李、小王、老周身边，驶过每一个工人身边。然后，它停在了车间中央的空地上。

　　老周熄了火，从驾驶室里跳下来。他的脸上全是泪。

　　“能开！”他喊，“能开！”

　　整个车间都沸腾了。

　　人们涌向那辆车，围住它，摸它，拍它。有人爬上车厢，站在上面挥舞着帽子。有人跪在地上，亲吻着轮胎碾过的地面。有人抱着身边的同伴，放声大哭。

　　饶斌站在那里，看着这一切。

　　他的眼泪终于流下来了。

　　不是一滴两滴，是止不住地流。他不想擦，也擦不完。他就那样站着，流着泪，看着那辆车，看着那些工人，看着这个他花了三年时间建起来的车间。

　　旁边有人喊他：“饶厂长！饶厂长！”

　　他听见了，但没动。

　　那人跑过来，拽着他的胳膊：“饶厂长，您上车！您上去看看！”

　　他被拉着，走到车旁边。有人打开车门，把他扶进驾驶室。他坐在驾驶座上，握着方向盘，看着那些仪表，看着前面的挡风玻璃。

　　透过挡风玻璃，他看见那些工人。他们都在看着他，都在笑，都在流泪。

　　他想说什么，但说不出来。

　　他只是握着方向盘，握着这个他等了三年、盼了三年、干了三年的东西。

　　然后，他哭了。

　　像孩子一样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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