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进喜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次站在这片雪原上了。

　　1960年3月的松辽平原，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零下三十多度的天气，呼出的气立刻结成白霜，眉毛和帽檐上挂满了冰凌。放眼望去，天地之间只有两种颜色：天的灰，雪的白。

　　但这一次，他站在国工阁里。

　　灰蒙蒙的空间，远处那些发光的展品——解放牌卡车、复兴号高铁、蛟龙号深潜器、嫦娥五号返回舱、麒麟芯片、九章量子计算机。他刚刚把刹把交给了那个年轻人，看着那个年轻人握紧刹把，消失在远处的光里。

　　但他没有走。

　　国工阁留住了他。或者说，他想再看一眼。

　　看什么？他不知道。也许是想看看，还有没有和他一样的人。也许是想看看，那些后来的人，是怎么干的。

　　他转过身，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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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一会儿，他看见前面有光。

　　不是展品的光，是人影的光。几十个人，围成一圈，正在干什么。

　　他走近了，看清了。

　　那些人，都穿着和他一样的旧棉袄，都戴着狗皮帽子，都冻得脸发红。他们围着一个巨大的铁家伙——那是一台钻机，拆成零件运来的，最大的一块有十几吨重。他们正在用绳子拉，用撬杠撬，一寸一寸地往前挪。

　　雪地上，留下深深的拖痕。

　　王进喜站在那里，看着那些人，愣住了。

　　他认识那个场景。那是他经历过无数次的人拉肩扛。那是大庆石油会战最真实的记忆。

　　但这些人，是谁？

　　他走近几步，想看清那些人的脸。但那些人像是没看见他，只顾低头干活。他们的肩膀被绳子勒出了血痕，他们的手冻得裂了口子，他们的脸被风吹得通红，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

　　“一二——嗨！一二——嗨！”

　　号子声此起彼伏，在雪原上回荡。

　　王进喜站在那里，看着那些身影，忽然觉得眼眶发热。

　　这是他最熟悉的场景。这是他最难忘的记忆。这是他用肩膀扛出来的石油工业。

　　他忍不住喊了一声：“同志们！”

　　没有人回头。

　　那些人像是听不见他，看不见他，只是继续干自己的活。绳子拉直了，撬杠撬动了，巨大的铁块又往前挪了一寸。

　　王进喜站在那里，忽然明白了。

　　这不是真人。这是记忆。是大庆石油会战的记忆，被国工阁保存下来，一遍一遍地重演。就像那些展品一样，让后来的人看见，让经历过的人回忆。

　　他不再喊了。他就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

　　看着那些人和那些铁，在雪原上，一寸一寸地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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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3月25日，王进喜带着1205钻井队，到达大庆。

　　他们坐了七天七夜的火车，从甘肃玉门到黑龙江萨尔图。下车的时候，所有人都冻僵了。零下三十多度，从玉门的戈壁滩，到大庆的雪原，温差二十度。

　　但没有人抱怨。

　　他们站在站台上，看着眼前的一切。没有房子，没有路，没有人烟。只有一片白茫茫的雪原，和远处几顶孤零零的帐篷。

　　有人问：“王队长，咱们住哪儿？”

　　王进喜看了看那几顶帐篷，说：“住那儿。”

　　“设备呢？”

　　王进喜看了看远处一堆黑乎乎的东西——那是刚刚运来的钻机零件，堆在雪地里，像一堆废铁。

　　“在那儿。”

　　“怎么运过去？”

　　王进喜没说话。他跳下站台，朝那堆零件走去。雪很深，没过了膝盖。他一步一步地趟过去，走到那堆零件跟前，站住了。

　　那是一台贝乌-40型钻机，从苏联进口的，重几十吨。拆成零件运来的，最大的部件有十几吨。要从火车站运到井位，有几十里路。

　　没有吊车。没有卡车。没有拖拉机。只有人。

　　王进喜站在那里，看了很久。

　　有人走过来，站在他旁边。

　　那是他的副队长，老张。老张问：“王队长，咋整？”

　　王进喜说：“人拉肩扛。”

　　老张愣住了：“人拉肩扛？几十吨的东西，人怎么拉？”

　　王进喜看着他，说：“当年修长城，也是人拉肩扛。当年建故宫，也是人拉肩扛。咱们石油工人，就比古人差了？”

　　老张没再说话。

　　王进喜转身，朝队伍走去。他走到那群冻得发抖的人面前，大声说：

　　“同志们！咱们的钻机到了。没有吊车，没有卡车，咱们怎么办？”

　　没有人回答。

　　“咱们自己干！人拉肩扛！我就不信，几十个人，还拉不动一堆铁！”

　　他脱下棉袄，扔在地上。

　　“来！跟我上！”

　　---

　　第一块，是最重的。

　　那是钻机的主体，十几吨重，像一座小山一样卧在雪地里。王进喜走过去，把绳子绑在上面，套在肩膀上。

　　“来！都套上！”

　　几十个人，都套上了绳子。

　　“一二——嗨！”

　　他们一起使劲。绳子绷直了，勒进肩膀里。但那块铁纹丝不动。

　　“再来！一二——嗨！”

　　还是不动。

　　有人泄气了：“王队长，这不行啊。太重了。”

　　王进喜没说话。他走到那块铁前面，蹲下来看了看。雪太厚，铁陷在雪里，底下冻住了。

　　“把雪挖开。”他说。

　　几十个人，用手挖，用铁锹铲，把铁周围的雪清干净。

　　“再来！”

　　“一二——嗨！”

　　铁动了。不是整个动，是晃了一下。

　　“动了动了！再来！”

　　“一二——嗨！”

　　这一次，铁真的动了。一寸，两寸，三寸——它从雪坑里爬出来，开始在雪地上滑行。

　　“走！往前走！”

　　几十个人，弯着腰，低着头，一步一步地往前挪。脚底下的雪被踩实了，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绳子的勒痕越来越深，肩膀上的皮磨破了，血渗出来，染红了棉袄。但没有人松手。

　　王进喜走在最前面。他的肩膀也在流血，但他不吭声。他只是低着头，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嘴里念叨着：“国家需要油……国家需要油……国家需要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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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他们只走了五里路。

　　天黑下来，风更大了，冷得刺骨。王进喜看看天色，说：“今天就到这儿。明天接着干。”

　　有人瘫在地上，起不来。有人直接趴在雪地里，大口喘气。有人肩膀上的血已经结了冰，和棉袄粘在一起。

　　王进喜走到每个人面前，一个一个地看。

　　“疼吗？”

　　“不疼。”

　　“不疼是假的。”他说，“疼就忍着。忍住了，油就出来了。”

　　那天晚上，他们住在地窨子里。

　　地窨子是他们自己挖的。在地上挖个坑，上面搭个棚，铺上干草，挤在一起睡。十几个人挤一个地窨子，翻身都翻不了。夜里冷得受不了，就互相抱着取暖。

　　王进喜睡在最外面。有人让他睡里面，暖和。他说：“我是队长，睡外面。”

　　半夜里，风更大了，从地窨子的缝隙里灌进来，像刀子一样。王进喜睡不着，坐起来，点了一根烟。

　　旁边的人问：“王队长，咋不睡？”

　　他说：“想事儿。”

　　“想啥？”

　　“想明天咋走。那十几里路，还得走好几天。”

　　那人沉默了一会儿，说：“王队长，你说咱们能打出油吗？”

　　王进喜抽了一口烟，看着黑暗中的什么地方。

　　“能。”

　　“你咋知道？”

　　“我不知道。”他说，“但我得说能。我说能，你们信。你们信了，就能干出来。”

　　那人没再说话。

　　王进喜抽完那根烟，躺下来，闭上眼睛。

　　耳边是风声，还有旁边人的呼吸声。他想着那块十几吨的铁，想着剩下的几十里路，想着那口还没打的井。

　　然后他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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