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读者的印象中，冰心似乎是比较“洋”的。这也难怪。她少女时代读书的北京贝满女子中学是教会学校，她青年时代就读的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和燕京大学也都是教会学校，1923年至1926年，她还曾留学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并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她写作《繁星》和《春水》，主要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而散文集《往事》则“就是放大的《繁星》和《春水》”，我们从中还可以看到它受到泰戈尔《新月集》和《吉檀迦利》某些影响的痕迹。她的散文集《寄小读者》和《往事》，大部分篇幅又是叙写她留学美国的生活的。凡此种种，都可能在读者心目中造成冰心比较“洋”的印象。但是，我们是不是由此就可以认定冰心早期的文学创作是离开了我们民族的文学传统，是完全“洋化”的作品呢？不能这样看。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如下的现象：为什么她的作品的艺术魅力能够这样历久而不衰，在半个多世纪中受到几代中国读者的喜爱。冰心自己说过：“我在中学和大学以及留学时期都学过外文，不会没有一点‘洋’的影响，但是我没有偏爱过哪一位外国作家（泰戈尔的原文也是英文，我只喜欢他哲理性的文字），我自己喜欢的还是古典文学，中国的古典文学”。所以，尽管冰心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都受到不少外国的影响，但是她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对祖国的社会生活有甚深的了解；而她的作品的根须又始终深深地伸进本民族的土壤之中，因而焕发着鲜明的民族特色，而这也正是使得她的作品具有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同时，如果我们简略地考察一下冰心从事创作的艺术准备，也就会发现，她的作品的民族特色是有着非常坚实的基础的。这位女作家从小就受到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哺育与熏陶。她七岁就开始阅读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作品曾一度使她着迷；从十岁起她先后接触到唐诗和宋词，并能大量背诵，诗人们创造的充满诗情画意的艺术世界使她无限陶醉；古代散文中诸如《秋声赋》、《岳阳楼记》、《陈情表》等经典之作，更是让她在文学的海洋中遨游。
冰心的这种深厚的文学底蕴，不仅体现在她对古典文学的热爱上，更体现在她将这些文学元素巧妙地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例如，在《寄小读者》中，她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海外生活的点滴，但其中蕴含的家国情怀和对故乡的思念，却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在《小橘灯》一文中，她通过对一个小女孩制作橘灯的描写，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勤劳、智慧和坚韧。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同时也传递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成为几代人共同的精神食粮。冰心的文学创作，既是对个人情感的真实表达，也是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她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人性的关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与我国传统文化中“仁者爱人”、“天人合一”的理念不谋而合，从而使得她的作品在形式上虽有“洋”味，但在精神内涵上却始终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特色。
此外，冰心的文学创作还体现了她对时代脉搏的敏锐把握。20世纪初，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变革之中，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西方思潮不断涌入，给中国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个背景下，冰心并没有盲目跟风，而是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结合自身的经历和感悟，创作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例如，《超人》中对“超人”概念的探讨，既吸收了西方哲学中的某些观点，又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展现了作者对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深刻思考。再如，《冬儿姑娘》通过一个普通女孩的成长经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变迁和女性地位的提升，表达了作者对女性解放的深切关注。这些作品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也为后人研究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提供了宝贵资料。
冰心的文学成就，还在于她对语言艺术的精雕细琢。她的散文语言清新自然，诗意盎然，既有古典文学的典雅之美，又不失现代汉语的流畅之感。她善于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使文章富有画面感和音乐性。例如，在《繁星》中，她写道：“繁星闪烁着——深蓝的天空，何曾听得见它们对话？沉默中，微光里，它们深深的互相颂赞了。”这段文字不仅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夜空的美丽景象，还隐含着对生命意义的哲理性思考。冰心的语言艺术，不仅为她的作品增色不少，也成为后世文人学习的典范。她的文字如同清泉一般，滋润着读者的心田，让人在喧嚣的尘世中找到一片宁静之地。
总之，冰心的文学创作虽然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但她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用真挚的情感和精湛的艺术手法，创作出了一大批深受读者喜爱的经典作品。她的文学成就，不仅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宝库，也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自信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冰心等老一辈作家的优良传统，深入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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