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进喜第一次看见那个煤气包，是在1960年的北京。

　　那年春天，他从玉门油田来北京开会。坐了三天的火车，硬座，一路站着过来的。火车过了山海关，窗外的景色变了，不再是戈壁滩和黄土，而是绿油油的麦田和灰扑扑的村庄。他趴在窗口看了很久，心想：这地方，能种粮食，真好。

　　到了北京，他先去招待所报到。安顿下来后，离开会还有半天时间，他就一个人出来走走。

　　他没见过北京。玉门那个地方，四面都是戈壁，刮起风来，沙子打得脸疼。北京不一样。北京有楼房，有马路，有电灯，有人山人海的街道。他走在街上，东张西望，像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

　　然后，他看见了那些汽车。

　　街上跑的车不少，有公交车，有卡车，有几辆小轿车。王进喜看着那些车，心里想：北京的汽车真多。玉门总共也没几辆，这儿满街都是。

　　但他看着看着，觉得不对劲。

　　那些车的顶上，都背着一个大包。帆布做的，鼓鼓囊囊的，用绳子固定在车顶上。公交车有，卡车有，小轿车也有。一个个灰扑扑的，像背着一个大包袱。

　　他拉住旁边一个行人，问：“同志，那车顶上背的是啥？”

　　那人看了他一眼，说：“煤气包。烧煤气的。”

　　王进喜愣住了：“汽车不是烧油的吗？”

　　那人苦笑了一下：“没油啊。国家没油，汽车只能烧煤气。”

　　王进喜站在那里，看着那些背着煤气包的汽车，一辆接一辆从他面前驶过。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国家没油。

　　他是石油工人。他这一辈子，就是找油的，采油的。他从甘肃玉门来，那里有油。但他不知道，国家还是没油。

　　他站在那里，看着那些车，看了很久。

　　然后，他哭了。

　　不是小声的哭，是嚎啕大哭。站在北京的马路边上，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哭得像个孩子。

　　旁边的人吓了一跳，纷纷躲开。有人远远地看着他，指指点点，不知道这个人怎么了。

　　王进喜不管。他就在那里哭。

　　他想起玉门。想起那些年，他们在戈壁滩上打井，风吹日晒，吃沙子喝碱水，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他们以为，有了油，国家就有血了。他们以为，自己干的活，是为国家出大力。

　　但现在他才知道，国家还是没油。

　　汽车背着煤气包跑，像一个个要饭的。

　　他蹲下来，把脸埋进手里，哭得浑身发抖。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站起来，擦了擦脸。

　　他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汽车，在心里发誓：

　　我一定要找到大油田。让这些车，都喝上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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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上，王进喜一夜没睡。

　　他躺在招待所的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那些煤气包。他闭上眼睛，那些灰扑扑的大包就在眼前晃。睁开眼睛，天花板上的灯，也像那些包。

　　他想起小时候的事。

　　他1923年出生在甘肃玉门一个穷苦人家。小时候家里穷得吃不上饭，他给地主放过羊，扛过长活，什么苦都吃过。后来玉门油田招工，他去了，当了一名钻井工人。

　　那时候，玉门油田是中国唯一的油田。产量很小，一年才几万吨。但那也是油。他以为，这些油够用了。

　　现在他知道，根本不够。

　　中国太大了。那么多汽车，那么多工厂，那么多需要油的地方。那点油，杯水车薪。

　　他想，要是能找到一个比玉门大一百倍的大油田，就好了。

　　他不知道，就在那一年，松辽平原上，已经发现了大油田的苗头。

　　他更不知道，几个月后，他就会踏上那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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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3月，王进喜接到命令：带队去大庆。

　　那时候大庆还不叫大庆，叫松辽石油勘探局。那里刚刚打出一口井，喷出了工业油流。国家决定：集中力量，搞石油大会战。

　　王进喜带着他的1205钻井队，从玉门出发，坐了七天七夜的火车，到了黑龙江。

　　一下火车，他就愣住了。

　　那是什么地方啊？一片白茫茫的雪原，零下三十多度，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没有房子，没有路，没有电，什么都没有。只有几顶帐篷，和一些刚刚开来的设备。

　　有人问他：“王队长，这儿能打出油吗？”

　　他说：“能。”

　　那人又问：“你咋知道？”

　　他说：“我不知道。但必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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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庆的苦，王进喜一辈子忘不了。

　　那时候没房子住，他们自己挖地窨子。在地上挖个坑，上面搭个棚，住进去。晚上冻得睡不着，几个人挤在一起取暖。早上起来，眉毛上全是霜。

　　没水吃，他们凿冰化水。松花江冻了，冰有一米多厚。用镐头凿，一块一块搬回来，化成水，烧开了喝。

　　没路走，他们自己修。几十吨的设备，要从火车站运到井位。没有吊车，没有卡车，只有人。

　　王进喜站在那些设备前面，看了半天。

　　那是一台钻机，几十吨重，拆成零件运来的。最大的部件，有十几吨。要从火车站运到井位，有几十里路。没有吊车，没有卡车，怎么运？

　　有人说：“等吧。等吊车来。”

　　王进喜说：“不等。咱们自己干。”

　　“自己干？怎么干？”

　　王进喜喊了一句：“人拉肩扛！”

　　他第一个走过去，把绳子绑在设备上，套在肩膀上。

　　“来！使劲！”

　　几十个人，用绳子拉，用撬杠撬，把那些几十吨重的设备，一寸一寸往前挪。

　　雪地滑，脚底下使不上劲。有人摔倒了，爬起来接着拉。有人肩膀磨破了，血渗出来，染红了棉袄。没人停下来。

　　王进喜的肩膀也磨破了。血和衣服粘在一起，疼得钻心。但他不吭声，只是低着头，一步一步往前走。

　　几十里路，他们走了三天三夜。

　　当设备终于运到井位时，所有人都瘫在地上，动不了。

　　王进喜站在那里，看着那堆设备，笑了。

　　他说：“咱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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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庆的井，是王进喜这辈子打过的最难的井。

　　那地方的地质条件复杂，打井容易出事故。王进喜天天守在井台上，吃在井台，睡在井台。饿了啃几口窝窝头，渴了喝几口凉水，困了就靠在钻机上打个盹。

　　有人劝他：“王队长，你回去歇歇吧，这儿有我们。”

　　他说：“我不走。井不打好，我睡不着。”

　　1960年4月，第一口井开钻。

　　钻机轰鸣，钻杆一寸一寸往下钻。王进喜站在井台上，眼睛盯着仪表盘，耳朵听着钻机的声音。那声音，他太熟悉了。有一点不对，他就能听出来。

　　一百米，两百米，三百米……

　　钻到七百米的时候，突然，井喷了。

　　泥浆从井口喷出来，像喷泉一样，喷了十几米高。井台上全是泥浆，人站都站不稳。

　　“井喷了！”有人喊。

　　王进喜冲过去看。压力太大，泥浆比重不够，压不住。需要加重晶石粉，调高泥浆比重。但重晶石粉还在路上，来不及运到。

　　怎么办？

　　井喷如果不压住，井就废了。几十万的投资，几十个人的心血，全完了。更可怕的是，井喷容易起火，起火就会爆炸，人可能都跑不掉。

　　王进喜站在那里，只想了三秒钟。

　　然后他做了这辈子最出名的一件事。

　　他跳进了泥浆池。

　　泥浆池里全是冰冷的泥浆，黏稠的，黑乎乎的，像沼泽一样。他跳进去，用身体搅拌。泥浆太稠，搅不动，他就拼命划动手臂，用脚蹬，用身体撞。

　　其他人看见，也跳进去了。

　　一个，两个，三个……几十个人，都跳进泥浆池，用自己的身体，搅拌泥浆。

　　零下三十度的天气，泥浆冷得像冰水。王进喜的腿很快就冻得没了知觉，但他不上去。他在心里说：再搅一会儿，再搅一会儿，井喷就压住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井喷终于压住了。

　　王进喜被人从泥浆池里拉上来。他浑身是泥，冻得嘴唇发紫，站都站不稳。但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井……保住了吗？”

　　旁边的人说：“保住了。”

　　他笑了。笑得脸上全是泥浆。

　　然后他昏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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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口井后来打成了，日产原油几十吨。

　　王进喜被送进医院，医生检查完，吓了一跳。他的腿被冻伤了，身上多处受伤，需要住院治疗。

　　但他只住了一天，就跑回了井队。

　　医生追出来喊：“王队长，你不能走！你的腿还没好！”

　　他头也不回地说：“腿坏了不怕，井坏了才怕！”

　　从那以后，他多了个外号：铁人。

　　有人说，他是因为跳泥浆池才叫铁人的。也有人说，他是因为不怕苦、不怕死才叫铁人的。但王进喜自己知道，他不是铁人。他是人，也会累，也会疼，也会怕。

　　只是，国家需要油。他就得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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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6月1日，大庆油田第一列原油外运。

　　那天，王进喜站在铁路边上，看着那列装满原油的火车，慢慢启动，驶向远方。

　　他想起几个月前，在北京看到的那些煤气包。

　　他想起自己站在马路边上，哭得像个孩子。

　　他想起那些背煤气包的汽车，一辆接一辆从他面前驶过。

　　现在，那些车，可以喝上油了。

　　他的眼泪又流下来了。

　　但这一次，不是难过，是高兴。

　　旁边的人问：“王队长，你咋又哭了？”

　　他说：“国家有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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