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林毅夫在最近的一次“中国经济观察秋季报告”会议上,再次提及通过新农村运动来应对可能到来的通货紧缩。实际上,林毅夫的观点并非首次提出。熟悉他的人都了解,自1999年首次提出“新农村运动”这一概念以来,他就持续支持这一观点。换句话说,林毅夫倡导新农村运动的核心目的,旨在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通货紧缩挑战。这一观点不仅限于林毅夫个人,五中全会后,众多经济学者在解读会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政策时,也不约而同地认为,农村可以成为解决当前生产能力过剩、内需不足及市场活力下降等问题的关键突破口。经济学者基于自身专业知识和兴趣,将关注点集中在如何通过新农村建设缓解内需不足的问题上,这自然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对于决策者而言,视野不应仅局限于这一点。
决策者若也将新农村建设视为单纯解决内需不足的手段,可能会导致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类似于近年来大学扩招政策所遭遇的问题。大学扩招政策本身并无不当之处,但其初衷并非为了提升教育质量,而是将其作为刺激内需、对抗通缩的工具。这种以经济目标为导向的做法,忽视了政策可能带来的长远影响。几年的实施结果显示,大学扩招带来了诸多问题:首先,教育资源原本就已捉襟见肘,扩招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状况,导致高校学费上涨和乱收费现象频发;其次,高昂的学费给低收入家庭,特别是农民家庭带来了沉重负担,许多家庭因此陷入经济困境,进而限制了他们的消费能力,考虑到这些家庭的数量远超城市高收入群体,总体而言,大学扩招并未有效实现刺激内需的初衷;最后,大规模的大学扩招也引发了当前的就业难题,毕业生面临“毕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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