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乃汉太宗
远处,又有一个人走过来。
那个人穿着旧军装,戴着眼镜,走得很慢。他走近了,站在他们旁边,看着那片戈壁滩。
邓稼先看着他,认出来了。
“钱三强。”
钱三强点点头。他看着那片戈壁,看着那座铁塔,轻声说:
“1955年,我和你们说,搞原子弹。你们说,行。然后你们就来了。来了二十年,搞出了原子弹,搞出了氢弹,搞出了核武器。”
他转过头,看着邓稼先和郭永怀:“你们知道,我那时候为什么找你们吗?”
邓稼先摇摇头。
钱三强说:“因为你们说行。别人都说不行,太难了,不可能。只有你们说行。我就知道,找对人了。”
他看着远处,说:“搞原子弹,最难的不是技术,是人心。只要有人说行,就有人跟着干。只要有人跟着干,就能干成。”
邓稼先听着这句话,忽然想起1958年的事。
那一年,钱三强找他,说:老邓,国家要搞原子弹,你来负责。
他说:我行吗?
钱三强说:你行。你必须行。
他说:可我什么都不会。
钱三强说:那就学。学不会,就拼命学。
他看着钱三强的眼睛,那眼睛里有信任,有期待,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后来他才知道,那叫责任。
他说:好。我干。
从那一天起,他就再也没有退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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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三强看着邓稼先,问:“老邓,你知道你什么时候最让我感动吗?”
邓稼先摇摇头。
钱三强说:“1960年。那年苏联专家撤走了,设备也带走了,资料也烧了。所有人都觉得,这下完了。但你跟我说:没关系,我们自己搞。”
他顿了顿,说:“那时候我就知道,这件事,成了。”
邓稼先听着这话,没有说话。
他想起1960年的事。那一年,苏联专家撤走之前,把所有的资料都烧了。他们站在火堆旁边,看着那些纸化成灰,一句话也不说。
有人问邓稼先:怎么办?
他说:凉拌。他们烧了,我们就自己写。他们走了,我们就自己干。
那个人说:可我们什么都不会。
他说:那就学。学不会,就拼。拼不过,就死。
他那时候说的“死”,不是开玩笑。
因为搞原子弹,真的会死人。
后来,果然死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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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一次核试验出了事故。
邓稼先亲自去现场。辐射很重,别人都不敢去。他说:我去。你们等着。
他去了。在辐射区待了很久。出来的时候,脸色发白,手在抖。
有人问他:邓老师,你怎么了?
他说:没事。
但他知道,有事。
从那天起,他的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1985年,查出癌症。1986年,住进了医院。
他躺在病床上,妻子许鹿希坐在旁边,握着他的手。
“稼先,”她说,“你回来吧。”
他说:“好。”
然后他就真的回来了。二十八年,第一次回家。
但已经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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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站在戈壁滩上,看着远处。
钱三强和郭永怀站在他旁边,也看着远处。
“老邓,”郭永怀问,“你最后那段时间,想什么?”
邓稼先想了想,说:“想了很多。想原子弹,想氢弹,想那些数据。想我老婆,想我孩子。想我这二十八年,值不值。”
“想出来了吗?”
邓稼先点点头:“想出来了。值。”
他看着远处,说:“我死的时候,我女儿问我:爸爸,你这些年干什么去了?我说:做了一件国家需要的事。她问:什么事?我说:不能说。”
他顿了顿,笑了:“后来,她长大了,知道了。她跟我说:爸爸,你真了不起。”
郭永怀问:“你听了什么感觉?”
邓稼先说:“高兴。比看到蘑菇云还高兴。”
他转过头,看着郭永怀:“老郭,你女儿知道吗?”
郭永怀点点头:“知道。后来知道了。”
“她说什么?”
郭永怀想了想,说:“她说:爸爸,你怎么那么傻?”
邓稼先愣了一下。
郭永怀笑了:“我说:不是傻,是必须。她说:为什么必须?我说:因为国家需要。她没再问了。”
他看着远处,说:“但她后来也干了这一行。搞核物理,搞了三十年。”
邓稼先听着,笑了。
“老郭,”他说,“传下去了。”
郭永怀点点头:“传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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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太阳快落山了。
戈壁滩被染成一片金色,那座铁塔也变成金色的了。风停了,沙子也不飞了。整个天地间,安静得像一幅画。
钱三强看着那片金色,轻声说:
“1955年,毛主席说:我们也要搞原子弹。那时候我就想,搞成搞不成,不知道。但必须搞。因为不搞,就永远被人欺负。”
他看着邓稼先和郭永怀,说:“你们搞成了。从今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邓稼先听着这话,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滋味。
他想起了1937年,北平沦陷那天。他站在街上,看着日本兵走过,父亲拉着他的手,低着头快步走开。那天的太阳也很亮,但那是刺眼的亮,不是温暖的亮。
现在,太阳是温暖的。
因为他知道,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能让中国人低着头走路了。
他看着那片金色,轻声说:
“够了。这一辈子,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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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有脚步声传来。
邓稼先转过头,看见又有几个人走过来。走在前面的,是于敏。他身后,是王淦昌、朱光亚、彭桓武。再后面,是更多的年轻人,有他认识的,有他不认识的。
他们走过来,站在邓稼先旁边,一起看着那片金色的戈壁。
于敏看着邓稼先,问:“老邓,你怎么在这儿?”
邓稼先说:“我也不知道。走着走着,就到这儿了。”
于敏点点头,看着远处,说:“我也经常来这儿。每次来,都想起1967年。那一年,氢弹爆炸的时候,我也站在这儿。”
他顿了顿,说:“那天,我哭了。”
邓稼先看着他,问:“哭什么?”
于敏说:“哭我们终于追上来了。美国用了七年,苏联用了四年,我们用了两年零八个月。不是因为聪明,是因为拼命。”
他看着邓稼先,说:“老邓,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能这么快吗?”
邓稼先想了想,说:“因为你们没有退路。”
于敏点点头:“对。没有退路,就只能往前冲。”
他看着那些年轻人,说:“他们现在有退路了。因为我们给他们铺好了。”
邓稼先听着这话,忽然觉得眼眶发热。
他看着那些年轻人,那些站在戈壁滩上、看着远处的年轻人。他们穿着不同的衣服,拿着不同的工具,但眼睛里的光,是一样的。
那是他们当年也有的光。
他轻声说:“传下去了。”
于敏点点头:“传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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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落山了。
戈壁滩暗下来,但天边还有一点余光。那座铁塔变成黑色的剪影,立在那里,像一座纪念碑。
邓稼先看着那座铁塔,忽然想起一件事。
他转过身,看着那些人。
“我该走了。”他说。
于敏看着他:“去哪儿?”
邓稼先笑了:“不知道。也许回国工阁,也许回医院。但不管去哪儿,那些数据,我会一直带着。”
他举起手里那份烧焦的文件,让大家看。
边角发黑了,有些地方字迹模糊,但还能认出来。
“这个,”他说,“是我一辈子的证明。也是我为什么干了一辈子的答案。”
他看着于敏,看着王淦昌,看着朱光亚,看着彭桓武,看着那些年轻人。
“我们都是从零开始的人。我们来了,我们干了,我们走了。以后的人,也会来,也会干,也会走。”
他顿了顿,继续说:
“因为中国,需要有人干。”
然后,他转身,朝远处走去。
走了几步,他回过头,看着那些人。
“你们继续。”
然后,他完全消失在夜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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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站在那里,看着那个方向。
于敏看着手里的计算稿,轻声说:“我们继续。”
王淦昌点点头:“继续。”
朱光亚擦擦眼睛:“继续。”
彭桓武笑了:“继续。”
那些年轻人,也点点头,说:“继续。”
远处,戈壁滩上,那座铁塔还立在那里。它站在那里,像在等着什么。
于敏看着那座铁塔,忽然想起邓稼先说过的一句话。
那是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的那天。邓稼先站在这里,看着那朵蘑菇云,轻声说:
“我们终于不用怕了。”
于敏想着这句话,看着那座铁塔,心里说:
对。我们终于不用怕了。
【工业追问】
二十八年不回家,值不值得?
——不是值不值得,是必须。因为国家需要,因为只有把一辈子交给一件事,才能做成那件事。因为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干。
【人物】
邓稼先: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50年回国,1958年开始领导原子弹研制工作。此后28年,隐姓埋名,扎根大漠,直到1986年病重才回到北京。他领导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工作,为中国核武器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86年病逝,享年62岁。
郭永怀:力学家、应用数学家,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68年12月5日,从青海返回北京途中,飞机失事。他和警卫员用身体护住装有绝密核数据的公文包,数据完好无损。他的牺牲,成为中国科技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钱三强: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领导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基地,组织培养了第一批核科技人才,被誉为“中国原子能之父”。
于敏:核物理学家,“氢弹之父”。没有留过学,从一张白纸起步,领导了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工作。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苏联用了4年,中国用了2年8个月。
【历史钩沉】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从此,中国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病逝。临终前,他对妻子说:“我不后悔。如果有来世,我还选择中国,还选择核武器事业。”
1999年,邓稼先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同获此奖的,还有于敏、王淦昌、朱光亚、彭桓武、郭永怀等人。郭永怀是其中唯一的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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