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下的全面从严治党专题党课讲稿

文化视角下的全面从严治专题课讲稿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政的精神旗帜，对国家与政的发展起引领作用。中国孕育于新文化运动的土壤之中，诞生于五四运动的文化实践之上，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气质与精神品格。中国的百年奋斗历程就是不断领导文化建设、运用文化力量砥砺奋进的历程。新时代，全面从严治成为的建设最鲜明的主题。从文化视角对全面从严治进行研究探索，揭示其本质内涵和内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全面从严治的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是全面从严治的核心价值

　　从文化层面而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价值文化。价值文化即价值取向，是人们严格遵守的价值观念、矢志恪守的价值操守和坚持不懈的精神追求。马克思主义作为的价值文化，是不懈奋斗的思想基础，无论何时都应居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来看，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文化的激烈斗争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以对黑格尔批判为起点，批判了德国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国家文化，批判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犹太人”文化，批判了蒲鲁东、巴枯宁等人的“无主义”文化，进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20世纪初，列宁深刻批判了俄国落后的“奥勃洛摩夫文化”和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唯心史观，捍卫并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提出了“文化革命”的重要理论。中国人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批判了封建文化和“左”倾或右倾主义的文化观，提出了“革命文化战线”的重要思想。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批判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批判了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自由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方针等。马克思主义作为的价值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发展进步，支撑和引领着中国的建设事业，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性和科学性本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从马克思主义作为的价值文化层面而言，“，不仅包含着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也贯穿着中国人的品格、价值追求、精神境界、操守的要求”，正是新时代中国的价值文化。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必须坚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贯彻的基本原则。从文化层面而言，就是要按照的价值文化逻辑有序开展价值文化建设，侧重于价值观念的塑造和精神的培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及“中国梦”的主题教育，坚定广大员及广大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为全面从严治提供科学的理论遵循。

　　二、法治文化是全面从严治的重要保障

　　法治文化是全面从严治的保障，中国加强法治文化建设，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提供法治保障。从制度史来看，没有法律约束的制度是不能长久的；没有法治文化支持的政同样是注定要败亡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法治文化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对资产阶级政的法律及制度进行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法制的剥削性和压迫性的本质，揭露了资本主义法治文化标榜的“公正”“平等”“自由”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列宁为将俄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了社会主义的法治文化。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二天，全俄工农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就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土地法令》及《和平法令》，随后列宁分别在1918年、1924年审定了两部苏维埃宪法，同时还推动了《苏俄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典》等基本法律法规的颁布与实施，制定和修改了《检查机关条例》《律师机构条例》《苏俄法院组织条例》等具体的法律条例，建立起了苏维埃《根本法》（宪法）、国家机关基本法、律师事务条例等一整套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依法治国、依法治的先例。列宁认为，法治文化建设以及法制的实现，是衡量无产阶级政能否科学执政、有效执政的关键。法治文化建设“必须达到一定的文化水平”，“否则就不能真正完成我们的任务”。立足于新时代国情的发展变化，制定了依法治的总体方略，建设了中国的法治文化。具体来说，就是对内完善内法规制度体系，对外衔接国家法律制度，构成内外联动机制。这个机制实现了依法治国和依法治的统一，发挥了规纪和国家法律的双重规约作用，为所有员戴上了“双紧箍咒”，确保了的工作有章可依、有法可循，为所有员悬上“达摩克利斯之剑”，让员干部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严格守法是依法治的关键，关系到全面从严治的成败。法治文化的核心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即自觉尊法守法用法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法律若不被执行则无异于僵死的教条，法制也将成为虚假的空壳，立法和机关也将成为“清谈馆”。全面从严治要求内不能出现“清谈馆”，而要坚持“十六字方针”，从严从紧从实从细从深推进依法治设。在落实依法治上，列宁认为特权主义是对苏维埃法制的极大破坏，必须杜绝布尔什维克员和人民委员会各部门、工会、非工农代表会议等组织里的公职人员享有特权。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布尔什维克的员干部要带头遵守法律，在员、员干部触犯法律时不得利用职权逃避法律责任，“法庭对员的惩处必须严于非员”。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列宁的经验给了我们重要启示。结合新时代的具体国情，提出了抓“关键少数”的策略，“关键少数”即员干部。员干部必须带头作出表率，充分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对法律常怀敬畏之心，做人处事遵循法治之理，用权用钱恪守法律规定，秉公办事维护法律权威，带头做懂法、守法、护法的好公民。以“关键少数”带动大多数，在全社会营造守法护法的良好法治氛围，形成守法护法的法治文化力量，内聚守法护法的基本价值理念，外化为守法护法的自觉自愿行为，以高度的自觉自愿自信，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的有效实践。

　　三、洁文化是全面从严治的内在支撑

　　洁文化建设是新时代中国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从严治的内在支撑。“历史兴亡周期率”难题是中国执政的最大考验，而破解这一难题的密钥就是实行无产阶级的人民民主。政与自律是人民民主的要求，只有做到政与自律的执政才是真正民主的政。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明，资产阶级的国家是自私自利的国家，无休止的贪婪是资产阶级政的本性，这样的国家和政是做不到洁和民主的。因此，必须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建立起人民民主的国家。巴黎公社是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一次成功实践，公社的权力归公社委员会掌管，人民行使普选权和监督权，公职人员与工人的薪资相当，避免公职人员官僚化。对于不称职的公职人员，人民可以随时进行撤换。巴黎公社的民主形式是直接民主的典范，保证了公职人员的洁性。列宁吸收了巴黎公社的民主经验，建立起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内民主制度和人民监察制度等政制度，在对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政制度建设的探索中，积累了政制度建设的宝贵经验。

　　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必须推进政制度建设，营造内洁自律的文化生态。这要求员个人身体力行，从内心上实现自觉自律。从制度建设和员自律上着手，关键在于两点。一是要完善“拍蝇”“打虎”与“猎狐”并重的政制度。要进一步完善政制度，发挥好人民选举、人民检举和人民监督的制度力量，保证政制度贯彻落实有力，确保“拍蝇”“打虎”与“猎狐”有序并行。完善政制度的基本要求，即对于内外存在的腐败问题，要进行严肃查处和严加惩治，绝不手软。完善政制度的基本做法，即深化对金融市场、国有企业、地方债务、医疗机构等核心领域的政制度建设。通过在这些领域形成洁自律的文化生态，引领全社会的政文化建设，在社会形成良好的政制度氛围，确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不变。纪检监察制度是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之一，也是确保政自律的基本手段。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必须完善监督制度、监督体系，实现监督体系与的领导体制相契合，构建以内监督为主导，监督、行政监督、民主监督等为补充的相互贯通协调的监督机制，切实推进的政制度建设。二是要营造“三个不”的政文化建设氛围及社会氛围。在完善政制度的同时，还要在全社会营造出自觉反腐的良好氛围，使人人都自觉成为反贪污腐败的倡导者、行动者、监督者。营造政文化建设氛围的目标是实现“三个不”，即“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这“三个不”是政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和保持的先进性的重要方略，也是营造良好文化生态的基本要求。营造政文化氛围除了增强政制度刚性，完善政制度监督体系外，一方面要加大对全体人民，尤其是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切实提高人民的性觉悟，始终做到初心如磐和使命在肩。在具体落实中，既要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又要结合“三个区分开来”进行从严治理，不搞一刀切也不搞区别对待。另一方面要加强宣传与社会舆论引导，深化广大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对国家基本制度、的领导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坚持“四个自信”，营造自觉自律自信的良好社会氛围。要继续宣传雷锋、孔繁森、焦裕禄等老一辈英雄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还要大力选树和宣传新时代涌现的模范人物及模范事迹，以此引导广大人民，激发共鸣，使其在潜移默化中养成自觉自律的良好惯。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价值文化，是全面从严治的核心价值和思想根基；依法治是全面从严治的法治逻辑和重要保障；洁文化建设是全面从严治的内在支撑，为全面从严治提供精神力量。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推进价值文化建设；坚持依法治，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坚持的洁本质不褪色，推进洁自律的文化建设，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的实践路径。